来源：周天勇
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专栏按：今年3到6月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工作论文中，形成了《从供给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对改革的要求》和《从需求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对改革的要求》各2万余字的上下两部分研究报告，将分篇陆续摘要发出。今天发出之七。
综合前面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对供给侧体制改革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条件优势、战略机遇期、短期与长期关系、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性质、增长潜能结构、体制改革组合、阻力和风险、乐中悲观展望。重点要小结的是，体制改革各项任务部署和落实，与经济增长结构性来源分布。
总经济增长来源结构为：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生产率增长潜能，土地房屋进一步资产化改革获得零到市场价溢值增长潜能，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及利用狭义创新获得增长潜能和调水增加土地增长潜能。
一、基础部分体制不变场景的自然经济增长率
未来11年，渐近体制转轨的自然经济增长率部分在1.5%-2.5%之间。这是东财实验室用索洛模型对未来11年经济增长预测的结果。一元市场体制国家体制下，自然经济增长，是指其潜在最大的增长率；而在渐近转轨国家，其表达的是体制不变场景下生产力得不到进一步释放时的经济自然低速增长率。模拟过程为：假定体制不变场景；2011-2023年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0.62%，假定未来能够非常乐观地年均增长0.5%；假定劳动和资本产出系数从初始的0.4和0.6，变化到0.6和0.4，各自平均为0.5；劳动力要素年平均增长-1%并贡献GDP增长率为-0.5%，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定数；能够变化的投入量只有资本，我们模拟其增长率低中高年平均增长为3%、4%和5%，则资本贡献的GDP增长，分别为1.5%、2%和2.5%。
二、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贡献的新经济增长率
前面已述，渐近转轨过程中，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的并存，使一部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处于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状态之中，笔者称之为体制性剩余。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就是对禁锢在体制内的这些剩余盘活并进行释放，形成新的增长潜能。
1．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可贡献0.54%的新经济增长率。新增长来源于体制改革的两个部分：一是2022年对比同发展水平国际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与中国值差值高达14%，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达1亿人左右。通过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户籍管制、教育差别、购房购车、住宅供给、社会保障和土地黏性等体制，让在低生产率农村农业的劳动力顺利地向高生产率的城镇工商服务业配置，提高劳动力要素的生产率。二是通过国有党政事业企业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以事定岗、以岗定员等人事体制改革，尽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方式配置这些领域的员工和工作人员，压缩非生产人员、减少国民经济非生产成本消耗、提高工作效率。
2．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贡献0.50%的新经济增长率。2010-2022年间，中国市场竞争性民营港澳台外资等企业标准资产利润率为7.94%，国有企业扭曲值为2.10%，差值为5.84%，2022年为3.92%。以2022年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数据计算，国有企业闲置、浪费和低利用没有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产267万亿元。新经济增长的来源：一是对国有企业本身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使他们能够提高资本产出效率接近市场竞争标准值水平；二是或者将这些体制性剩余资本由利润率机制调节配置到高效率的非国有经济领域，降低配置在国有经济中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率。
3．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贡献0.36%的新经济增长率。目前，全国建设用地总面积62060万亩，体制剩余土地为13000万亩。改革目前城乡土地的计划行政管理体制，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设规划应当适时可调整，土地用途管制应当适度；放开土地交易和形成价格，建立城乡统一同地同权同价，并由供求和价格机制配置土地生产要素。
三、资产化改革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溢值，可贡献1.6%的新经济增长率。在谈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学者们往往重视的是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改革对效率的提高，但忽视了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形成的溢值动能，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的动能来自于要素使用效率提高形成的投入新增产出；而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是原有零价格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使其发生零到市场价格溢值，是一种自然资源的货币和财富深化。溢值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零价格的土地房屋资源上市交易时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交易收入和交易支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生产法的GDP，必须与分配法和支出法的GDP进行平衡，因此它被列入了GDP的余值。笔者不厌其烦地表达这一实验室的分解结果，主要是提醒改革方案制定部门，是重视、设计和实施这一改革，获得50%左右的新增长潜能呢，还是不想获得这部分可得的经济增长呢？
四、技术产业创新增长的不确定性与调水增地的保证
工程调水和开发新增土地，可贡献0.5%的新经济增长率。对于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在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率中已经计算了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
在这里强调的：一是未来中国处于一个人口负增长、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区间，出口形势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生产过剩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人力资本和技术装备的闲置，实际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压力。因此，能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支出，消除需求不足造成的创新能力过剩和闲置，是一个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前置条件。
二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实践看，只有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水平较高；反之，当总体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边际递减时，创新全要素的增长率在降低甚至为负。因此，将体制改革与创新发展割裂，就创新本身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从逻辑上看可能是无源之水。
三是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中，人口总数在城乡常住流动人口与农村常住人口是否存在重复统计，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严峻，还有多少劳动力可以在计算的年度中用于向高生产率城市和工商服务业转移？四是2011-2023年目前美英法德日韩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平均增长率只有0.4%，代表性转轨国家只有0.05%，与我国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为-1.15%，中国为-0.61%。中国在未来的11年中，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能够在0.5%-0.8%的区间中吗？以上四方面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狭义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这些不确定性如果变成现实，调水增地就可以进行弥补；而如果这些风险没有发生，那增长速度更是多多益善。
前面已述，中国目前有144000万亩国土面积，国土利用率水平为71%，远低于欧美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土地利用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和季节降水不匀，并且中国人均工程调水水平也远低于各工程调水大国和强国。而且，中国有可改造盐碱、荒漠、沙漠和工矿塌陷废弃等土地，至少在10亿亩左右。其中开发改造7亿亩，6.5亿亩用于耕地，5000万亩用于园地，通过占补平衡1.5亿亩用于建设用地。由于农业土地投入GDP增长微弱不计，以建设用地增长，乘以其产出系数，新获得GDP年均0.5%的增长率，基本是个可以确定的数值。
五、结论：年均5.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可以实现
结论：假定基础的自然经济增长率部分为1.5%、2.0%和2.5%之间，体制改革增长部分能够获得3%的新增长率，而工程调水和开发新增建设用地部分可能获得0.5%的增长率，未来则可实现5%、5.5%和6.0%的增长率。因此，从供给侧测算，5.5%左右的增长速度，只要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实现的。
为了叙述的简略，文中每分项经济增长结果表达一定改革力度安排的中位水平数据。
计算方式和过程为：因需要剩余土地通过市场化改革盘活再投入，将要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对数投入函数修改，回归斯密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投入产出函数。产出系数按照原资本产出系数0.5各分一半，剩余土地贴入期间为2025-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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