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银行家杂志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进入低利率时代，商业银行净息差普遍大幅下滑，国内大型银行面临诸多经营挑战。本文基于银行经营视角，分析低利率环境下国际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和策略应对，探讨国内低利率的现状特点及未来趋势，阐述国有大型银行经营面临的五大挑战，最后聚焦银行经营的关键因素，提出低利率环境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策略思考。
低利率环境下国际银行业的经营表现及经营策略
全球主要经济体均经历了低利率时期
受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时期。总体来看，全球利率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部分经济体还实施了负利率政策。2020年疫情影响下，全球央行加码宽松模式，启动大规模降息，低利率政策再次向金融市场传导。债券利率大幅走低，存贷款利率也同步下降。2020年末，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0.93%、-0.56%、0.32%和0.035%，较2007年末分别下降约310个、490个、440个和150个基点，较1990年前期高点大幅下降约13个百分点。此外，受技术进步放缓、收入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失衡等因素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这些长期结构性因素是导致低利率的重要原因。因此，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经济周期（见图1）。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作者整理
图1 1990年以来主要经济体市场利率走势
低利率时期国际银行业的共性特征
总体看，低利率时期商业银行息差不断收窄，整体实力受损。利息收入是银行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低利率环境下，美、欧、日银行业经营承压，主要指标“低息年份”较“高息年份”①的变动呈现六个共性特征。一是净息差下降。美国、日本、德国的银行业分别下降0.8个百分点、0.2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降幅分别为57%、20%和18%。二是贷款占比下降。日本银行业下降最为明显，低息时期贷款占比仅为46%，下降13个百分点；德国、美国分别下降4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三是非息收入占比上升。为对冲净利息收入下降的影响，国际银行业加快收入结构调整，大力拓展非息收入。日本银行业和德国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分别提升13个和10个百分点，美国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持续保持在40%的较高水平。四是资产质量出现波动。通常而言，在经济快速下行期，企业盈利下降，银行风险暴露增多，央行启动大规模降息以应对不利局面，各国银行业不良率均有所上升，日本银行业不良率上升至5.8%，美国、德国也上升至3%的较高水平；但进入低息时代，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经济低位企稳，各国银行业暴露的风险逐步被消化，不良率反而有所下降，日本、德国、美国银行业不良率分别降至1.1%、1.2%和1.5%。五是盈利能力下降。降息年份，美国、德国银行业曾经逼近保本点，2000年前后日本银行业更是呈现净亏损，ROA、ROE分别为-1.1%、-16.9%。六是经营实力下降。各经济体银行业竞争力在低利率周期呈现明显下滑趋势。从各国主要银行市值变动情况看，1990年有8家日本的商业银行排名全球前十，但2010年无日本的银行上榜；2000年5家欧洲的商业银行排名全球前十，但2010年仅剩2家，2020年无欧洲的银行上榜。美国银行业竞争力保持在第一梯队，2020年全球市值前十大银行中，美国有4家，中国银行业有5家（四大国有银行和招商银行），但目前持续经营和保持市值领先压力较大（见表1）。
表1 1992—2020年全球市值前十大银行（亿美元）
数据来源：彭博资讯、作者整理
低利率时期主要经济体的银行业经营出现分化
受经济周期、宏观政策、金融结构和银行经营战略等多重因素影响，低利率时期各国银行业经营分化明显。美国银行业“低利率、中速增长、较高回报”，欧洲银行业“低利率、低增长、较低回报”，日本银行业“低利率、低增长、低回报”。
美国主要大型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美国银行）的经营特点。资产端，规模稳定增长，但信贷占比下降、长期债券投资占比上升。2008—2015年低利率时期，美国四大行的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46%，低于美国银行业整体水平（2.09%），2015年市场占比为50%，保持基本稳定。从结构看，贷款需求走弱，收益率下降，美国四大银行的信贷年均增长接近零，贷款占比明显下降；证券投资占比明显上升，且久期拉长，长期投资占比增加（主要是MBS）。负债端，低息存款占比上升，主动负债组合优化。低利率时期，美国四大银行存款占比有所提升且以低息存款为主，2015年存款占比达到65%；主动负债以短期债券融资为主，2015年短期市场融资占比达到12%。收入端，净息差整体下行，非息收入韧性较强带动盈利回升较快。2015年美国四大行的平均净息差为2.55%，较2008年下降1.1个百分点。随着金融市场企稳和经济恢复增长，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及交易业务等现代金融服务收入增长较快，近两年占非息收入的比重超过70%；从区域看，美国四大行的国际化策略有所分化，富国银行以本土经营为主，深耕社区和中小微企业，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的国际化布局全球领先，海外资产及收入贡献超过30%。总体看，低利率时代美国四大行效益指标逐步恢复。2009年美国四大行实现净利润扭亏，2015年净利润合计达809亿美元，是2009年的2.8倍；平均资本回报率（ROE）为9.5%，是2009年的4.4倍。资本端，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低利率环境下，分子端，盈利韧性带动资本净额维持增长态势；分母端，大力实施“轻资产轻资本”发展策略，风险加权资产保持较低增长。美国四大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总体提升，2015年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4.51%，较2008年提升0.68个百分点。成本端，成本收入比处于高位。2015年美国四大行的平均成本收入比为62%，较2009年提升近7个百分点，主要是经营成本中占比过半的员工成本普遍较高。
欧洲主要大型银行（汇丰控股、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经营特点。资产端，规模增长表现分化。2014—2020年低利率时期，欧洲银行业资产规模稳定在30万亿欧元左右。其中，主要大型银行的资产增长策略有差异，汇丰控股扩张较快，法国巴黎银行稳健，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缩表。截至2019年末，汇丰控股资产总额较2014年增长16.7%，法国巴黎银行增长4.2%，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分别下降30%和16%。资产结构方面，信贷占比下降，现金及交易类资产占比上升。低利率环境下，欧洲银行业选择压缩信贷业务，大幅增加现金及交易类资产的配置。信贷占比维持在30%—40%的区间，现金类及交易类资产增配超过20%的份额。高流动性的现金及交易类资产，为欧洲主要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的资产端灵活摆布（特别是拉长久期策略）提供了较大空间，帮助其稳定盈利水平。负债结构方面，欧洲大行趋于分化。巴克莱银行、汇丰控股呈现短期化趋势，2020年长期债务占比分别为7.3%和4.2%，较2014年分别下降1.2个和0.8个百分点；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呈现长期化趋势，长期债务占比分别上升0.06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收入端，息差快速下降，资本回报偏低。2014—2020年，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净息差分别下降25个、49个和35个基点，德意志银行大幅缩表导致净息差在此期间上升11个基点。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在低利率期间的ROA平均为0.11%、0.37%和0.31%，ROE平均为1.02%、5.28%和6.66%。德意志银行受巨额监管处罚等因素影响，ROA和ROE降至均值区间。结构方面，非息收入贡献度近五成。2020年，欧洲四大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为47%，较2014年提升5.5个百分点，其中巴克莱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为65.8%，较2014年提升14.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最为显著。资本端，资本充足率提升。低利率时期，欧洲加强资本监管要求。受巴塞尔Ⅲ实施及外源性资本补充等因素影响，欧洲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欧洲四大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9.45%，较2014年提高4个百分点。成本端，成本收入比下降。低利率时期欧洲银行在增收困难的情况下，普遍采取“瘦身”等降本增效措施，2019年汇丰控股的成本收入比为59%，较2014年下降8个百分点。
日本主要大型银行（瑞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三菱日联银行）的经营特点。资产端，规模稳定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业并购潮中脱颖而出的日本三大银行，在2000年以来的20年间维持了近5%的年均增速（日本银行业整体增速的2倍），市场份额提升至56%。结构方面，信贷占比下降，现金及交易类资产占比上升。长期低利率期间，日本三大银行信贷资产的占比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另一个方面，长期通缩下现金及交易类资产投资价值日益上升，尤其是2012年以后，日本政府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码，央行扩大资产的买卖范围，导致国债、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资产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日本主要商业银行的现金类及交易类资产增配因此超过20个百分点，基本替代了信贷资产的份额。负债端，存款占比保持较高水平且基本稳定。低利率期间，日本主要银行的存款占比维持在60%—80%；且存款相较于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个人活期存款占比持续升高。收入端，盈利增长乏力。净息差处于低位，日本三大银行的净息差处于0—1%区间；资产业务“量难以补价”“增量不增收”，盈利增长乏力且波动较大，ROA、ROE等核心指标明显下降。2020年日本三大银行的平均ROA、ROE分别仅为0.24%和5%。结构方面，非息收入占比明显上升。2020年日本三大银行的平均非息收入占比为57%，较2004年提升4.5个百分点；区域方面，低利率期间日本主要银行全面加大海外业务的拓展，三大银行海外贷款及收益占比显著增长，2015年日本三大银行的海外贷款及收益占比超过40%，较2008年提高了约15个百分点。成本端，成本收入比总体较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日本银行业实施降本增效，成本收入比下降；2016年以后，随着收入端增长乏力、成本端增长呈刚性，成本收入比又有所提高。总体来看，日本三大银行成本收入比为70%左右，处于全球银行业较高水平。
低利率环境下美、欧、日主要大型银行经营策略
美国、欧洲、日本的大型银行都经历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考验。整体看，拉长久期、控制成本、深耕综合金融、下沉市场、精简业务、拓展海外业务等措施是其共性选择，但不同地区的银行选择适应其自身的差异化经营策略。
美国方面：控负债、降成本、深耕综合金融、强协同。高息差是美国大型银行高回报、高估值的原因之一，这与其金融市场及政策环境密切相关，也主要源自其有效的经营策略。一是存款价格更富弹性。得益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货币债券、贷款、存款利率曲线一致。美国银行业的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实现了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有效联动，可以对冲息差下行压力。例如，富国银行存款结构中，低息存款占比达97%。二是加强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摩根大通不断对各业务条线开展严格且细致的业绩评估（含财务、运营、客户满意度等指标），涉及50多个子业务线和数百个产品线，以确保资源配置合理高效，并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深入推动数字化转型。2019年，摩根大通的科技投入为114亿美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10%，近一半的科技预算用于实施“颠覆性技术”，持续改善全球领先数字金融服务。三是深耕专业领域，发挥协同效益。摩根大通深耕综合金融（零售与社区银行、公司与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注重条线板块间的相互协作。据估算，2018年摩根大通业务条线的相互协作产生15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15%左右。四是持续拓宽收入来源。证券交易、投行、财富管理收入已成为美国银行业利润的关键支撑；得益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银行可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中长期美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证券资产占比超过20%。
欧洲方面：拉长久期、提升收费、降本增效、错位经营。一是加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以利率风险敞口换取高收益。在低利率环境下，为了提高盈利能力，欧洲银行业选择融入短期资金，发放长期限的贷款，以博取期限错配收益，即增加一定的利率风险敞口换取中长期净息差的稳定。二是通过服务收费，转嫁低利率影响。为应对低息环境，欧洲银行业2010年开始普遍增加收费。例如，德意志银行报表中“其他服务收费科目”在2011年比2009年大增近80%。存款方面存在一定的利率刚性，但通过收费来降低成本；贷款方面一般并未真正执行负利率贷款，而是通过收费提高实际利率。三是收缩业务战线并裁员，尽量节省开支。退出部分非营利区域业务（如部分新兴市场），进一步精简人员。欧洲银行业2019年裁员6.36万人，占全球银行业裁员总数的82%。四是发展政策性银行，引导行业错位竞争。以德国为例，不同类型银行都留有一定的业务空间。大型商业银行尝试拓展多元化业务以丰富营业收入来源，并发挥规模优势重点服务大型企业；具有公益性质的、对接服务各级政府融资需求的业务由政策性银行对口承担；政策性银行也通过转贷模式与商业银行开展互补合作。这就为混业经营能力相对较差的中小银行留出一定的净息差缓冲空间，减轻其他类型银行的经营负担。
日本方面：综合化转型、提高非息收入、拓展海外业务。在持续近30年的低利率（负利率）进程中，日本银行业通过多种措施拓展发展空间。一是加快综合化转型，大力发展财富管理等业务。日本银行业通过收购证券与保险机构开启混业经营模式，以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作为重要业务增长点，日本三大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从本世纪初的20%提升至近年来的60%。二是拓展业务增长点，下沉服务，拓展养老金融及普惠金融。为加快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金融服务要求，日本大型银行率先建立并完善养老金融服务。同时，基于完善的全国融资担保体系，日本银行业积极开展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70%左右的企业贷款投向中小企业。三是寻求全球高收益资产，积极布局海外业务。日本大型银行在全球实施“低利率地区融资、高利率地区投放”策略，提高资产的总体收益。截至2023年3月末，日本三大银行的海外资产及收入占比近40%。日本银行业“出海”基于其长期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东南亚、美国是日本的海外重要经济圈。2022年，日本海外资产达418.6万亿日元，占到当年GDP的76%。日本大型银行“走出去”的主要方式是兼并收购，从而快速提升国际化水平。
总的来说，低利率环境对各国银行提出了更高挑战，银行需要在安全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美、欧、日大型银行从资产、负债、收入、资本、成本五端发力，进行战略转型。资产端，降低贷款占比，提升各类债券占比，拉长资产久期，拓展中小企业、个人等大零售贷款；加强信用风险控制，提升风险定价能力。负债端，全力拓展活期存款，创新市场化存款产品，提升主动负债能力，提高资金成本调整的灵活性，加强负债来源的多样性、负债增长与资产增长的匹配性、负债成本的适当性。收入端，实施综合金融战略，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等融资、融智业务，并加强各业务条线精细化协同合作，实现综合化、集约化经营，提高非息收入占比。资本端，以经济资本回报为核心，强化集约化精细化管理，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和回报水平。成本端，聚焦风险成本、资金成本、运营成本、资本成本、经营成本，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转型开展降本增效，提高投入产出水平。相比较而言，得益于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全球化布局，美国大型银行从资产负债、收入结构、创新发展等多方向发力，加快战略转型，取得较好成果，为全球银行业应对低利率提供了标杆。
当前我国低利率环境特点及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存在三类利率曲线，即货币债券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且各自具备不同的运行特征和逻辑。本轮低利率走向大致始于2022年初，目前呈现五个特点。一是各类利率均快速下行，屡创历史新低。市场利率方面，2022年初至2024年5月，DR007利率、国债10年期到期收益率分别下降16个、45个基点；贷款利率方面，5年期以上LPR累计下降70个基点；存款利率方面，存款基准利率保持稳定，但商业银行存款定价有所下行，例如1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定价上限下降30个基点。二是利率曲线扁平化。本轮降息周期中，长端利率下降明显快于短端，DR007利率（短端市场利率代表）与国债10年期到期收益率（长端市场利率代表）的利差已从2022年初的77个基点降至2024年5月的48个基点。三是信用利差处于历史低位。2022年初至2024年5月，10年期AA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与同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无风险利率）利差从92个基点降至39个基点。四是长端市场利率与短期政策利率倒挂。期限利差明显收窄，长期限国债利率低于短端政策利率。截至2024年4月末，1年、3年、5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1.69%、1.98%、2.15%、2.30%，均明显低于1年期MLF利率（2.5%）；30年国债收益率为2.53%，也仅略高于1年期MLF利率3个基点。五是存款利率相对刚性。存款利率定价上限下降慢于贷款利率，存款定期化长期化抵消挂牌利率下降效应，导致银行付息成本下降不及预期。2023年，42家上市银行加权平均存款付息率为1.97%，较2021年上升16个基点。
从趋势看，预计未来市场利率仍可能下行，带动银行息差进一步收窄。从政策导向看，2024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灵活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从市场预期看，物价水平低迷（4月份CPI同比增长0.3%、PPI同比下降2.5%），推高实际贷款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贷款LPR报价利率仍存在下行空间。从长期趋势看，潜在经济增长是贷款利率的长期决定因素。受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潜在增长中枢趋势性下移。预计未来较长时间内，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仍有下行空间；同时，考虑存款利率相对刚性，预计银行净息差将持续收窄。
低利率时代我国大型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挑战
经济增长和利率中枢移动趋势性放缓，金融业需要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助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低利率、低息差时代，大型银行在平衡功能性和营利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面临五类压力或挑战。
银行保持效益和市值稳定的压力增大。我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约在80%左右，净息差的持续下降导致银行保持盈利稳定的压力显著加大。2024年一季度，银行业净息差为1.54%，同比下降20个基点，较2020年下降57个基点。其中，大型银行净息差仅为1.47%，较2020年下降58个基点。从利润指标看，2023年A股上市银行整体营收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24年一季度同比降幅扩大至1.7%；净利润增速由正转负，一季度同比下降0.8%。其中，国有大行的营业收入、拨备前利润、净利润等降幅都高于上市银行平均水平，量、价、风险及资本的统筹平衡难度更大。未来，如果净息差继续下降，银行很可能出现大面积利润负增长。银行效益的下滑不仅通过税收和股东分红渠道直接影响各级财政收入，还会通过股价变动导致国有金融资产市值缩水。近年来，随着净息差走低和潜在风险上升，我国银行业估值总体下行。截至5月末，A股大中型银行已全部“破净”，最低PB仅为0.3倍。
对比国际银行业，国内非息业务发展挑战更大。非息业务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监管政策、市场环境等密切相关。国内银行业发展非息业务的环境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从市场环境看，国外直接融资体系发达。以美国为例，其60年的非息业务发展，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结束、直接融资市场的扩容、混业经营的放开，非息收入占比因此保持较高水平。美国四大银行的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交易业务收入占非息收入的比重超过70%。相比来看，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仍然较低，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为7﹕3，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与股权融资比例约为9﹕1。银行业信贷投放是融资服务主渠道，多渠道服务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服务能力仍需提高。因此，国内四大行的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交易业务收入占非息收入比例仅为40%左右，远低于国际先进银行水平。从监管政策看，国内银行在助力支持实体方面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近年来为支持疫情防控、支持助企纾困，推出了多项降费措施；财富管理进入低费率时代，保险、基金、托管等方面陆续出台降费规定，保险平均费率下降三成以上。对比来看，国外银行具有更加灵活的经营环境。以账户管理为例，多数国外银行设立了收费水平较高的账户管理月费。例如美国银行个人账户管理费约为12美元/月，在月均结余低于1500美元时向客户收取。
防范和化解风险形势严峻。银行需要保持合理息差和盈利水平的根本原因在于要保持良好的风险抵御能力。金融风险暴露具有典型的滞后性、突发性、传染性特征，根据历史规律，大规模信贷投放后往往伴随高风险，滞后期一般在4—5年。202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持续加大对实体资金支持，信贷增长连续4年超过20万亿元，宏观债务规模明显增加，全社会杠杆率达到300%，宏观债务风险上升。一旦进入风险暴露期，银行需要动用前期积累的资本来消化和吸收损失，如果前期息差和盈利过低导致自身积累不足，银行就会陷入破产重整或者由国家动用纳税人资金进行救助，影响金融稳定，引发不可估量的社会风险和经济损失。据市场预计，国内银行要保持对潜在风险的充分抵御能力，合理净息差水平应当保持在1.8%以上。当前，我国银行可以承受低于1.8%的息差，主要原因在于还未进入风险暴露期，银行可以通过压低信贷成本来保持盈利指标的稳定，但代价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弱化。从数据看，2023年，14家大中型银行中，有11家银行拨备计提额较上年负增长，最大降幅近30%，信贷成本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部分银行拨备覆盖率进入下降区间，未来一旦进入风险暴露期，信贷成本将大幅上扬，银行是否有能力抵御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资本补充长期承压。资本既是银行吸收损失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银行持续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随着净息差快速下降和资产快速增长，银行资本积累能力减弱和资本消耗速度加快的矛盾日益突出，带动资本充足指标下降。截至2023年末，上述14家银行中已有8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10%，部分银行已经接近监管底线，制约其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未来，国有大行还要面对更高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达标压力较大，在市值破净导致无法开展股权市场融资的背景下，银行需要通过保持合理的净息差来增强内部资本积累能力。如果未来要长期持续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实现资本供求平衡的内生式发展，净息差需要保持合理水平，否则会陷入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逐渐降至监管底线、无法持续服务实体经济的局面。过低的净息差还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近年来部分企业通过“低贷高存”进行套利，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银行的存贷利差过低甚至倒挂，给企业形成套利空间，导致部分企业偏离主责主业脱实向虚，加剧资金沉淀空转。
资产负债平衡压力凸显。近年来，银行业核心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但核心负债增长乏力，资金缺口持续扩大。2023年，我国大型银行贷款和债券投资增加17.2万亿元，一般性存款仅增加13万亿元，核心资产负债新增缺口达到4万亿元。为此，大型银行需要同业负债支持核心资产规模增长，但同业负债成本高、稳定性差、利差薄，大型银行的盈利能力与流动性管理均承受压力。与此同时，为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型银行认购长期限的地方政府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力度加大，导致债券投资组合久期延长，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程度上升，利率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建设强大金融机构面临挑战。净息差是国际评级机构、投资者评价一家银行经营管理能力、价值创造能力、风险抵补能力的重要指标，但对标国际一流金融企业，我国大型银行净息差水平及变动趋势不容乐观。从绝对水平看，2024年一季度国内大型银行的净息差为1.47%，国际大型银行的平均净息差为2.31%；从变化趋势看，国际大型银行的净息差水平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有降有升，而我国银行的净息差呈现单边下行趋势，导致国际市场对我国银行业的形象集中在“大而不优、大而不强”上。国有大行需要对标国际一流银行，持续提高经营质量和效率，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贡献。
推动大型银行发展模式转型的策略思考
随着我国利率中枢持续回落，预计银行业将进入“三低一高”阶段（低利率、低增长、低回报、高风险）。美、欧、日等国际经验表明，低利率时期的银行业经营实力明显受损，净息差趋势性下降，普遍出现经营风险上升、发展能力下降的问题。我国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占比超九成，在金融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国有大行要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自身经营的长期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国家金融安全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大型银行必须加快探索低利率环境下的发展模式和经营策略，找到一条商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聚焦能力建设，着力加强高质量金融供给。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持续加大力度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把提高质效和优化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打造更加匹配、更具适应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总量上，继续聚焦主责主业，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节政策，保持贷款及债券投资核心资产稳健增长，提升信用投放稳定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满足实体经济合理的融资需求。结构上，提高金融供给质量，扎实做好“五篇大文章”，提供国有金融机构的特色金融解决方案；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精准滴灌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乡村振兴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支持扩大内需、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定价上，坚持商业可持续的基本逻辑，坚持理性定价，保持合理息差水平，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久期策略上，动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摆布，通过采取中短期贷款固定利率定价、适度增配长久期资产等方式，优化久期错配敞口，前瞻性应对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锚定做优做强目标，着力提升经营管理质量。低利息差时代下，大型银行必须有效平衡规模、结构、效益、风险、资本等经营目标，聚焦五大质量，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资产质量方面，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在保证流动性安全的基础上，适度提高信贷资产、债券投资等核心资产的比例，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考虑零售信贷具有收益相对较高、资本占用较低、风险分散等优势，大型银行要把握消费市场恢复机遇，加快零售信贷发展，丰富住房金融和消费金融产品服务，保持零售信贷的合理比例。平衡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长期可持续的关系，坚持风险定价的基本原则，保持合理的贷款定价水平，盘活存量资源、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持续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有效防范资金空转套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负债质量方面，强化稳存增存措施和负债质量管理，大力拓展稳定性好、期限较短的价值存款（特别是结算性的活期存款），加强高息存款管理，严控付息成本，加强负债来源的稳定性、负债结构的多样性、负债与资产匹配的合理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的适当性和负债项目的真实性，保持存款“量、价、结构”均衡协调发展，合理安排主动负债的规模和结构。收入质量方面，加快推动业务转型、产品转型、客户转型，努力实现向资产负债结构摆布上要效益，向母子联动、内外联动上要效益，向精细化管理上要效益，向风险管理上要效益，向客户和市场深耕上要效益，向融智、资管等新兴业务要效益。稳住净利息收入基本盘，加强资产负债两端定价管理；提升非息收入贡献，坚持以服务创造价值，聚焦重点业务重点产品，提升综合化专业性服务能力，着力提升收入质量。资本质效方面，以资本新规实施为契机，完善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源配置体系，发挥资本统筹平衡规模、效益和风险的作用，加强资本集约化精细化管理，推动业务结构、客户结构、押品结构不断改善，强化监管资本考核管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资本回报水平。成本质效方面，坚持勤俭办行，做深做细全面成本管理，向风险成本、资金成本、运营成本、资本成本等全面成本管理要效益，强化预算管理、全流程费用管理和投入产出质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提高投入产出和运营效率，保持成本收入比处于合理水平。
深化综合服务，着力推动向轻资产轻资本转型发展。低利息差环境下银行盈利压力加剧进而带动资本承压，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美国银行业正是通过强化综合服务、提升中收和交易能力，在低利息差环境下保证了相对良好的收益；德国、日本银行业也着力培育中收动能，提高非息收入占比实现“自救”，日本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累计提升40个百分点。国内大型银行要带动收入结构优化，逐渐降低对净利息收入的依赖，推动轻资产、轻资本、集约化发展，持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经验，我国大型银行需要打造“综合融资+交易金融+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消费金融”的领先服务模式。提升对公综合金融服务新内涵。推进“商投行一体化”建设，发挥集团联动和母子协同的合力效应，丰富交易型融智服务内涵，提升科技金融、央企国企、并购金融等重点客群服务能力，坚持平台赋能，巩固优质客户基础，持续发挥大型银行投行业务优势，有效激发并购业务、债券承销、顾问咨询等业务的增长动能；推进“本外币境内外一体化”，提升头部客户、外贸外资重点客群服务能力。培育财富管理发展新动能。供应端，整合大型银行集团牌照和投研资源，建立数量丰富、品类完善、质量优异的投资理财货架。需求端，以数字化为抓手，洞察客户需求，建立客户分类分群营销体系，从单一产品营销向多元化资产配置转型，提供适配差异化产品和投顾服务。增强资产管理专业新优势。发挥大型银行集团资管优势，从投资研究、产品设计、资产配置、销售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发力，持续提升投管能力，顺应市场需求加大现金管理、固收等短期低风险类产品供给；提高对资本市场特别是权益市场的行业研究水平，加强“母子”“子子”等各层面的协同联动，推动增强大型银行集团投研一体化能力。打造消费金融业务发展新引擎。消费市场仍有较大潜力，线上消费、新兴消费场景蕴藏新的商业机遇，推动产品及服务创新，提升场景融合能力、完善客户体验；利用大型银行个人客户、发卡量等渠道优势，运用平台思维、加强场景深耕，保持消费金融市场领先优势。
严守安全底线，着力构建与完善现代风控体系。当前，风险成本是商业银行最大的成本项。商业银行是高杠杆负债经营的特殊企业，安全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的生命线。国内大型银行需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风险，深化对金融风险规律的认识，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完善大型银行集团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完善“三道防线”协同控险，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健全风险管理兜底机制，做好新型风险防控。强化对子公司、境外分支机构的差异化管控和穿透管理，完善集团风险共治和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坚决打好资产质量管控攻坚战，加强主动管控和跨周期管理，紧盯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加强对重点机构、重点业务、重点风险的排查，稳妥有序地做好不良贷款处置工作。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推动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顺应全面监管要求，强化监管规定的落实，增强合规经营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守合规经营底线。
（感谢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为本文写作提供大力支持）
①日本（高息：1994；降息：1999；低息：2019）、德国（高息：2007；降息：2011；低息：2018）、美国（高息：2002，降息：2008，低息：2015）。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
其中生柳荣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