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短期内需要克服的，不仅有重大外部冲击带来的“疤痕效应”，还有房地产的周期性衰退和地方债的拖累，更要面对地缘政治、经贸环境的变化等诸多预期不确定对市场主体信心的冲击。
中国经济面临周期性“缺氧”与动力不足，“疤痕效应”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宏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面临“风险三角”约束，叠加美西方打压带来的预期不确定，使得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制约了市场主体信心修复。
稳预期需要中短期、宏微观的政策组合发挥作用，而提振经济信心的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发展定力和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积极营造全民“拼经济”的浓郁氛围，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从宏观经济的相关指标来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的中部，尽管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未能越过5%的预期关口，但6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6%，明显高于5月的0.7%；表明制造业的韧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商品消费需求疲软和房地产放缓带来的影响。而备受关注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在前7个月保持较高增长态势，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六成以上，再度印证了民营企业的营商禀赋与市场活力。值得关注的是，1~7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1个百分点，表明服务消费潜力正持续释放。
中国经济的短期风险与结构性约束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在稳住经济基本盘、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以及稳住外资外贸预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即期效应正陆续显现，但未来5年内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殊为不易，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已保持了超长周期的中高速增长，如今的5%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量以及所需的要素投入当量均远远超过十八大以前的任何时期，即中国经济规模相继跃上5万亿美元、10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乃至在不久的将来跃上20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其支撑点及相应的动力支持都会发生结构性甚至根本性变化。假如能在2035年的远景规划周期内实现年均4%~5%左右的经济增长，则堪称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康波周期样本。
当然，真实世界的经济增长图景与静态的理论假设往往存在较大偏差，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也很难破解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对中国而言，短期内需要克服的，不仅有重大外部冲击带来的“疤痕效应”，还有房地产的周期性衰退和地方债的拖累，更要面对地缘政治、经贸环境的变化等诸多预期不确定对市场主体信心的冲击。
经济增长往往是一连串的事件引致的，既是市场信心的累积，也是消费信心的表达。如果是处于顺周期环境中，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普遍存在乐观情绪，其经济行为的正外部性往往更明显。但近年来，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不足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两个突出问题。
随着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陆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基本面已逐渐走出亚健康状态，经济主体的信心不断提升，但美西方打着“去风险”“保安全”旗号采取的事实上“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等行动，却成为中国在当前对外经济领域亟待破解的重大约束，进而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稳态发展的主要不确定因素。
就中国经济的短期风险与结构性约束问题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疤痕效应”比预期更明显，市场主体未能全面“起跳”。相关冲击带来的“疤痕效应”如果短期内挥之难去，则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仍可保持不变，但要实现全面“起跳”进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确实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条件支撑。
二是新旧增长动力切换不及预期，部分支柱产业亟待转型发展。尽管以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发展迅速，但这些产业只是我国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短期内还难以完全取代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房地产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经济景气的晴雨表。
三是美西方保护主义复杂多变，产业转移仍是重大变量。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战略机遇期不断受到挤压，全球产业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碎片化等特征。跨国公司未来将部分供应链逐渐转移出中国，形成“多岸外包”格局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对此，我国需予以高度关注并采取前瞻性补位措施。特别要密切关注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高端价值链既有分工合作的态度变化，防止美西方将我国合围成技术孤岛，进而直接影响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四是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有待改进，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充分就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直观体现，从统计数据来看，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98万人，同比增加20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符合时序进度；失业率保持低位，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0%，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预期调控目标。
五是民间与外商投资热情急需提振，资本市场活力亟待激发。2024年上半年民间投资仅增长0.1%，民间制造业投资实现11.5%的增速，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6.6%，说明民间投资正在转向。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高达6.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1~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94.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9.6%。稳外资已是稳预期促发展的当务之急。
调查发现，居民消费信心仍显不足。在消费继续疲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存在隐忧。此外，今年以来，股市整体上呈现相对低迷状态，居民财产性收入预期偏弱，资本市场活力不振，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经济信心的修复。
多维施策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运行的基础不牢、动力不足、亮点不多、短期风险上升等问题，决策层近来围绕扩内需、提信心、惠民生、防风险，靠前发力、加快推进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强的政策措施，包括祭出降息、减税降费、财政扩张、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以及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组合拳，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积极支持民企牵头重大技术攻关，鼓励平台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以此希望恢复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与活力。所有这些，都是有为政府对接有效市场的充分体现。
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激活市场主体营商与创新禀赋。
其一，整固传统支柱产业竞争力，采取更大力度化债，严控风险敞口。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安全。对房地产业遇到的问题，既要急病急诊，更要标本兼治。针对房地产业长期存在的“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模式弊端，既要秉持“谁家的孩子谁去抱”的微观治理与风险控制原则，又要坚决遏制房地产风险对金融系统与家庭财富的负面效应，建议组织力量对全行业进行全面体检，自查和抽查相结合，找准症结，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融资、财税、土地、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对症下药，严控风险敞口。
其二，既要重视先导性战略性投资，也要加强对传统行业的有效投资。
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涉及经济发展的相关任务清单中，多处提及投资，表明投资在中央的重大经济政策体系中仍居关键核心地位。而从经济实践来看，无论是推动产业升级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政策举措，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造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激活内需举措，都离不开配套的投资建设与项目引领。只是与过往的投资相比，在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对象、投资形式以及对投资考核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建议继续加强对核心产业与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例如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先导性战略性产业要加强前瞻性布局并进行大当量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基石作用，充分调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积极性，有效发挥上述投资基金在市场直觉、机会捕捉、风险识别等方面的优势，以形成优势互补。另外，应当高度重视以轻纺、机械、电子、石化、造船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对上述领域的有效投资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继续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其三，既要重视高水平的内外需求对接，更要重视落实市场服务清单。
首先，要尽可能抓住目前依然存在的战略机遇期有效扩充出口产能，确保核心产业链供应链通畅；其次，要充分发挥我国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与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形成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双边与多边协调与国际企业网络优势，主动承担起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大国责任。再次，要有效扩大内需，适配性扩大进口，稳住国外市场主体对中国市场的乐观预期；最后，要主动修复，增信释疑，力求稳住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基轴，整固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
在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的同时，进一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对外商知识产权等各类无形资产的保护力度，进一步保障外商投资的各项合法权益。在制造业外资准入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产品和服务，按照市场化原则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其四，稳步提升民生保障体系能级，积极营造无后顾之忧消费环境。
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基于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尽快启动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对在华外资的直接投资渠道，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积极营造无后顾之忧的消费环境。
其五，多策并举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构建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体系。
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营造积极向上与开放竞争的社会发展状态，是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根本。建议从人力资源培养与供给以及社会需求两个层面进行破解，既要消除非自愿性失业问题，也要关注眼高手低、就业目标不切实际的现实问题。当然，最为关键的是要保持经济活力，这样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岗位供给。有关市场人士预测，我国仅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缺口就高达百万，最缺的是跨界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能够积极引导并加强专业培训，仅此一项，就能大大缓解适龄青年的就业难问题。
青年就业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蕴含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的重要命题。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以知识、信息、数据、研发或创新等所产生的规模收益递增以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的推动。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过去40余年里取得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尤其是入世大大激活了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经济、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市场竞争推动下，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的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引致经营效率不断增进与国有资本能级不断提升，共同构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最重要支撑。
不过，在上述内生变量中，人口与人才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要素，甚至放眼世界也是如此，这也是国家和社会极为关注人口出生率、老龄化以及人口质量的出发点。未来五年，我国既要保持适配性的投资规模与较高的资本积累，更要采取更大力度来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保持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进一步完善适合国内外人才发展的人才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以及有利于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高端专才工作的综合支持体系，由此带来的创新与营商禀赋的进一步激活，将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起形成能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
最后，必须积极营造“全民拼经济”的浓郁氛围。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层面出台硬招实招，也需要企业和居民对经济发展信心投下信任一票基础上的敢于投资与消费，更离不开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